1910年，东北鼠疫暴发，死亡率奇高，影响规模巨大，中、日、俄等各国医师抵达东北。美国热带医学专家理查德·斯特朗受邀前往哈尔滨协助防疫，期间拍摄了许多工作照片。它们在百余年后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展现了当年医师穿戴防护用具、检查疑似病例、隔离患者、疫区消杀等防疫举措。

  这些影像不仅是医学记录，更承载了近代史动荡之时地理政治学的视觉表达。斯特朗的镜头记录的不单单是沉重的疫病与死亡，更是医学规范与文明。而当东北被“虎视眈眈”之时，似乎谁掌握了医学文明，谁就掌控了这片土地。

  《口罩》中的这一章，探讨了影像如何参与建构东亚卫生治理与地理政治学，为理解医学技术与政治治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生动的历史参照。

  口罩与地理政治学：理查德·皮尔森·斯特朗的东北鼠疫照片，1910—1911

  1910年秋，中国东北部出现了肺鼠疫。到1911年春天疫情结束时，有近6万人遭殃。从1855年左右开始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中国西南部，并在世界各地传播了几十年。其中，东北的鼠疫暴发是顶级规模、峰值最高的一次。生于马来西亚，受过英式教育的华裔细菌学家伍连德受清政府任命，在东北最大的城市哈尔滨领导一个鼠疫控制小组。时任北京陆军军医学堂教员的伍连德于1910年12月底到达哈尔滨，受到了当地中国和外国医疗专家的欢迎，同时也受到一些质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伍连德与由美国医生、中国助手和当地清政府专家组成的团队共事，诊断和隔离鼠疫病例，并消灭了东北鼠疫。最终，伍连德为防疫做出的努力与贡献被人们铭记在心。他诊断出一种新的鼠疫变种，部署了瘟疫预防和个人保护的新方法，并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北满防疫处。

  理查德·皮尔逊·斯特朗当时是一名美国医生，后来成了哈佛医学院的教员。在东北鼠疫期间，他拍摄了许多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防疫工作照片。这些照片详细记录了控制鼠疫的过程，以及伍连德的许多防疫措施，包括普及医疗团队个人防护的创新方法。它们有效地展示了以生物医学科学和中国智慧为基础的新型医学专业典范，并以其对防疫工作中的口罩和制服的极具吸引力的视觉描绘，增强了伍连德及其背后的清政府在管控鼠疫上的合法性。防疫人员使用纱布口罩来预防经空气传播的瘟疫，这一方法在1918年和1928年中国北方的鼠疫中继续被采用，甚至到今天人们也沿用着其变体。

  本文探讨了斯特朗拍摄的照片如何描绘在东北鼠疫控制过程中医疗人员的制服。东北地区在地理政治学上至关重要，日本和俄国不仅企图侵占中国的领土，还想在诸如鼠疫的危机时期争夺管控的合法性。这些照片展示了伍连德团队在当地领导人和普通民众中的工作情况。它们不仅对医学史或传染病史的研究者意义重大，而且对20世纪初国际关系与全球卫生的地理政治学研究也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医疗制服，正如1911年北满防疫处所穿的那些，将被后来的医学专家们采用，成为令中国人骄傲的现代性象征。此外，这份史料还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正真看到医学和科学知识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危机时期的政治语境和利益攸关方所做的选择。

  细菌理论，也就是每一疾病都是由单个、特定的有机体引发的这一概念，在1910年还比较新颖。就鼠疫而言，直到1894年，在香港的科学家们才分离并识别出了耶尔森氏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它是引发所有鼠疫必要的“致病微生物”。虽然腺鼠疫在香港鼠疫中最常见，但医生们认识到，如果鼠疫通过血液传播到肺部，感染耶尔森氏菌的人也会出现肺炎症状——发烧、咳嗽和打喷嚏，这与流感和肺炎等其他呼吸道疾病类似。医生们认为，鼠疫的不同变种都是由受感染的跳蚤叮咬引起的，这是人感染鼠疫的唯一途径。

  然而，对于此次特别的疫情，伍连德却发展出一套有争议的理论。伍连德有条件对病死者进行尸检，在几次尸检中，他利用显微镜寻找熟悉的病原体生长的痕迹。他在病死者肺部找到了耶尔森氏鼠疫杆菌，而后发现，许多人虽然确实感染了这种鼠疫杆菌，但并没再次出现高度可见的腹股沟腺炎（肿胀的、 充满脓液的淋巴结），而这种炎症是人们熟悉的、通过跳蚤叮咬传播的腺鼠疫的明显标志。对于伍连德和他的团队而言，这一证据可以说明，在未被任何昆虫叮咬的情况下，疾病可以通过并感染人的呼吸道。看到鼠疫传播的速度之快，伍连德推断这一致命疾病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肺部进行，也就是说，它可以借由空气中的飞沫被患者吸入肺部。伍连德认为此次肺鼠疫是由耶尔森氏菌引起的鼠疫变种，但他指出，病菌并不是特别需要依靠啮齿动物来存活，跳蚤叮咬也并非罹病的必要条件。

  即使到了1911年，人们仍然没找到治疗鼠疫的特效药，而且根据初步的观察，肺鼠疫的致死率接近100%，似乎比腺鼠疫更危险。如果伍连德的理论是正确的——这种疾病可以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进行传播，那么隔离罹病者和疑似者将是鼠疫控制措施的关键。肺鼠疫的传染性要比腺鼠疫强得多，想要预防，需要对当地社会进行更大力度、更为深刻的动员。斯特朗的许多照片都描绘了身着制服并佩戴醒目面罩（face mask）的人。这些面罩看起来像是某种个人防护装备。鼠疫控制小组所穿的制服是新近的发明，其设计目的是保护穿戴者免受某种形式的空气传播病原体的侵害。医生们也需要格外小心地保护自身不被传染，而纱布制成的面部覆盖物正是为了达到此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鼠疫控制小组的成员都被要求穿戴（特殊的）服装来保护自身。哈尔滨的实验室生产了6万个这样的厚纱布口罩，它们都带有额外的带子和衬垫，“防止其从脖子上滑落”。当时所有“与病人非间接接触”的人都被强制要求使用这种口罩。

  除了口罩外，伍连德的下属还要戴上“布制的头套，并在口鼻前再加一块丝绸”。斯特朗的照片向我们展示的巡查队、担架搬运工等劳工、被派进医院的消毒队，甚至是监督大规模火化病死者尸体的当地官员都穿戴着口罩、长袍、 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像“检查一位疑似者”（图1）这样的照片可以让我们不难发现东北医疗团队是如何理解空气传播疾病的危险的。照片中，8位穿着全套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正在照料一位坐在露天院子中间的病人，以降低进一步传播疾病的风险。新鲜空气、距离和物理屏障对于预防鼠疫十分重要。尽管其他外国医生强烈反对伍连德关于鼠疫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主张，但在地方官员和清政府的支持下，伍连德坚持要求佩戴纱布口罩。一名法国同事曾嘲笑戴口罩这一措施，而后他却死于鼠疫。这一事件最终为伍连德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了证明。伴随着伍氏制服的流行，这些照片本身不仅证实了伍连德及其支持者的智慧，还展示了当地人如何采纳和服从他的建议。斯特朗博士后来对“长袍、护目镜、手套和特殊口罩”有效性的评价是，这使他的团队在与患者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完全健康”。伍连德则写道，他发明的口罩几乎被所有人采用，甚至包括进行日常工作的普通公众。

  伍连德快速地培训了当地工作人员，组成“巡查”队，以便迅速发现和隔离鼠疫感染者。在一幅表现“巡查队开始巡视”的照片中（图2），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两个人抬着担架，大概是听从一位医生（穿白衣服）和一名警察或军人（穿黑衣服）的命令。这些巡查队会在居民区挨家挨户地检查有疑似鼠疫症状的人（“疑似者”）和接触过确定诊出的病例的人（“接触者”），并在必要时用担架把他们抬走。在展示“巡视中发现疑似病例”的照片中（图3），一个男子在几名身穿白袍、蒙头盖面的男人面前走出家门。在照片的右侧有几个当地人，正看着这位鼠疫疑似者被押送离开。

  图3 “巡视中发现疑似病例（原文如此）”，哈佛大学康特威医学图书馆，W370452_1

  罹病者可能由图4中展示的封闭马车转运至隔离医院，并将在那里接受血液和痰液检测。所有密切接触者也会接受检测，并有可能会被送到隔离医院。如果罹病者的样品含有耶尔森氏鼠疫杆菌，他将会被隔离，直至死亡不可避免地到来。

  斯特朗的照片除了展示出东北鼠疫时期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创新，也暗示了防疫过程的全球政治性。在斯特朗拍摄的这些照片诞生之前的十年间，日本与俄国对华取得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并对中国领土怀有帝国主义企图。到了1910年，就连朝廷重臣都在批评国家对实现现代化、抵御境外强权的无力。正如威廉·萨默斯（William Summers）所写，直到在东北的英国、俄国和日本官方人员向其母国发出警报，并在哈尔滨提出了一系列防控鼠疫的措施后，伍连德才在1910年12月底被派往东北。外国人的提议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了清政府官员们的警觉。作为回应，清政府任命伍连德前往东北，然后呼吁“各个国家”（various nationalities）派遣更多的专家作为顾问和研究人员，以便“对俄国人和日本人进行政治平衡”。照片集的编撰者斯特朗医生与其同事奥斯卡·蒂格（Oscar Teague）医生共同领导了一个美国医疗代表团。斯特朗 - 蒂格代表团被允许进入所有由中国人管理的场所，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大量津贴，同时与伍连德密切合作。因此，当美国人支持中国的鼠疫防控队伍以对抗日俄，并为伍连德的工作提供更多的合法性的时候，他们也发挥了外交使团的功能。

  图4 “针对不一样人群的运输工具：（从左至右依次为（已经？）罹病者、疑似者、接触者、死者”，哈佛大学康特威医学图书馆，W370287_1

  伍连德的防疫制服在体现这种抗衡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口罩及制服不仅保护了穿戴者免于感染鼠疫，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目的，即重申中国政府在这一地理区域上的合法性。人们无法辨认出穿上全套制服的鼠疫防控人员属于哪一人种。此外，鼠疫防控队伍的制服作为一名中国医生的发明，也成了中国对全球科学做出创新和贡献的象征。即使在北里柴三郎——这位在德国接受学术训练并于1894年发现鼠疫致病菌的日本医生——继续喋喋不休地阐述灭鼠的重要性时，伍连德仍坚定不移地将工作重点放在（从“疑似者”中）识别确定诊出的病例，“制定适当拘留接触者的计划，并教导人们正确佩戴纱布口罩”之上。由于东北没有显著的常见城市鼠种群，北里柴三郎和其他熟悉腺鼠疫的人推断，传播鼠疫的啮齿动物可能是常被猎杀的西伯利亚土拨鼠。作为回应，在1913年由北满防疫处发表的第一份报告中，伍连德和斯特朗开始着手改变鼠疫的病原学范式。根据斯特朗对活的土拨鼠进行的大量实验室研究和其他的流行病学数据，该报告认为土拨鼠在人类之间传播鼠疫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伍连德辛辣地写道：“在我看来，有关当局和医务人员竟如此痴迷于土拨鼠拥有强大传染力这一未经证实的观点，实在是令人遗憾。”这一报告证实了伍连德关于肺鼠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所有假设合理性，而斯特朗的参与则增加了报告的可信度。

  此外，这些照片将防疫队伍中的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中国人或外国人，均着白大褂）、训练有素的警察（着深色制服）以及苦力和车夫（着工作服）统一在一起。尽管有阶级差异，他们却都戴着口罩，在一起工作。虽然伍连德仍然指责移民劳工“苦力”阶层是东北各地鼠疫的超级传播者，但他策略性地将他们提供的劳动力纳入自己的疫情控制的基层组织中。像是表现“傅家甸的消毒队”（图5）这样的照片便在视觉上展现了一种秩序和果决。这种秩序和果决源自伍连德对“国家组织的医疗理性和卫生现代性的想象”。这些照片通过对防疫人员的全方位刻画，凸显了中国在应对医学危机时的医疗和行政能力。任何人穿上伍氏“鼠疫斗士制服”（plague fighter uniform）便意味着自己是国际医学界的同仁和主要贡献者。此外，防疫设备掩盖了其穿戴者的种族身份，使得外国医生或政府代表很难嘲笑伍连德只是一个“中国佬”，据说法国医生热拉尔德·梅尼就曾这么做过。通过伍连德建立的防疫处，饱受指责的清政府可以宣称自己已经适时地达到医学现代性的水准，并已将最先进的生物医学知识纳入自己的治理法则之中。按照伍连德及其他外国医生的建议，清政府甚至发布命令准予进行大规模火葬。这一过程可见于展示“在棺材堆上洒煤油”（图6）这一防疫活动的照片。

  图6 “长春，在棺材堆上洒煤油， 准备火葬”，哈佛大学康特威医学图书馆，W370872_1

  作为一份纪实性的收藏，斯特朗关于东北鼠疫的照片展示了伍连德团队的能力、效率和专业相关知识，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伍连德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将1910—1911年的鼠疫大流行看作中国医学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但对绝大多数东北民众而言，这次疫情只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这些图像中没有一点迹象说明当地民众对该团队侵入性的、“野蛮的”防疫措施有所，也没有迹象说明当时医生们害怕遭到诉诸武力的公开报复。照片本身及其标题都没有提醒观众注意到，伍连德的团队和地方当局采取了侵入性的隔离和消灭鼠疫的措施。图4展示了转运鼠疫患者和他们的接触者的运输工具，包括一些为了在转运过程中进一步隔离罹病者的密封箱。这张照片的标题轻描淡写，委婉地描述了当地中国人受到的严厉对待。东北地区官员从俄国当局那里借来中东铁路的货车车厢作为临时隔离点。贫困的中国人在被“驱逐”出城市之前， 被关在这些车厢里。尽管政府勉强批准了大规模焚烧——包括烧掉死者的尸体及他们的住所，但这违背了当地的丧葬传统，对于东北民众而言是骇人听闻的。

  尽管有着中国血统，但伍连德仍是一个外国人，既不会说当地的方言，也不能使他的生物医学知识与当地的文化和习俗相协调。伍连德和他的同事们并不能治愈致死率惊人的肺鼠疫；他们没办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一个被送进医院的病人会一去不返，或者为什么鼠疫控制措施必须如此不人道。几年后的1918年1月，伍连德应段祺瑞的要求，调查了在丰镇（今呼和浩特附近）暴发的一场疫情。在没有征求病死者家属的意见和同意的情况下， 伍连德和一位美国同事便开始做尸检。家属和当地村民对外国医生的“草率程序”感到愤怒，他们“来到（伍连德的）住处……对其纵火”。伍连德虽然没有受重伤，但记录下了这次意外后的“许多无眠之夜”并请求返回北京。在山西太原，伍连德的同时代人——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医生——在省长阎锡山的领导下组成了山西防疫总局。 他们后来发布的报告严厉批评了伍连德“与社会敌对”的“西医”做派。

  图8 1918年山西， 保护性纱布口罩的制作说明，不过有个变化是，此口罩还有额外的一个面部遮盖物

  尽管如此，作为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位公共卫生领导人，伍连德后来的职业生涯可谓功勋卓著。山西防疫总局虽然对伍连德的做法和外来性持批评态度，但还是从他的经验和建议中获益匪浅。1918年，在山西防疫组总部所在地——历史名城大同各处张贴的大型海报（图8），向当地公众展示了如何用纱布和白布制作自己的面罩，以预防致命的肺鼠疫。斯特朗自1913年起开始在哈佛医学院任教，他在美国发表了他关于东北鼠疫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强调中国医生和科学家的开创性发现。伍连德则在中国继续着他辉煌的职业生涯，成为中国医生队伍中第一个在中国内外都被任命重要职位的人。不幸的是，伍连德的告诫一直被种族主义盛行的西方世界所忽视，在最近的新冠疫情中，他才被赞誉为一位人道的、进步的医学创新者。

  张蒙，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医疗史，旁涉东亚科技史。译有《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

  现代口罩诞生于19世纪末，随着20世纪初香港鼠疫、东北鼠疫、西班牙大流感等数次疫情的暴发，口罩在政府政策、现代医学与社会思潮的角力下，作为政府与医学界宣传推广的防疫用品，在中、日、韩等东亚地区推广开来。

  口罩的普及不单单是医学、科学知识宣传的过程，也是政策力量、社会舆论等公共博弈的结果，对这件物品的探究揭开了近现代政治、文化、社会史的沉重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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